【小传】

　　许国保（1901-1993），浙江海宁人，著名物理学家。192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。在学期间就喜欢数学和物理。 毕业后在上海电报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，1929年秋回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任助教。1930年交大成立理学院时任讲师。1931年曾由当时的铁道部（那时交 大属铁道部管辖）派往德国，学习X射线检验材料技术，先后在柏林西门子厂和维滕贝格机车厂实习，并在柏林大学学习理论物理，1933年回国。1934年任 付教授，1942年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，浙江大学，同济大学教授。1952年院系调整来华东师大物理系，并评为物理系二级教授，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直到 退休。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。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，物理学会杂志《物理教学》主编，获得中国物理学会颁发的《从事物理科研教学工作五十年》的荣誉证书 和奖章。

【名言】

　　做学问要想贪吃懒做，迟早会饿死的。

　　许国保先生在华东师大物理系被尊为严师。他不苟言笑，治学严谨，为人正直，疾恶如仇。记得我和同时毕业留校的张瑞琨，被分配到理论物理教研 室工作不久，一次教研室会议后，我们不在意地忘记关闭窗户就离开了办公室。结果，一夜风雨把许先生的办公桌淋湿了。许先生把我们叫到他面前，正言厉色地 说：“区区小事都不能做好！国家的财物你们无动于衷，如果是你们家里的东西，也会这样对待吗？”从此以后，我们对许先生交办的事，再也不敢懈怠。他的 “严”反映了他追求真理的人生态度，也反映出他对教学工作的极端负责。记得我第一次向他交上我的一份辅导课的教案时，由于文字写得不够端正，插图也没有用 直尺规矩地去制作,他一看就不客气地批评我的教学态度，最后说了一句“做学问要想贪吃懒做，迟早会饿死的。”当时他的严厉面容深深印进我的脑 际，久久不忘，并始终鞭策我治学治教奋发向上。后来，在跟随先生多年的教学生涯中，我始终坚持每次向他请教前，自己先反复思考，做好书面准备，他也每次总 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和颜悦色地和我平等交谈，他的教诲使我终生获益匪浅。我这才发现其实他也有亲的一面，那就是诲人不倦。在探讨教学或学术问题时，不 论教师或学生，无论本系或外系，本校或外校的人，他都耐心接待，平等商讨，认真思考，绝不懈怠，丝毫不摆教授架子。我常常惊叹先生的知识渊博及思维敏锐， 人们向他提出的各种数学或物理问题，他总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
积极创卷东方理工

　　许先生来华师大前在交大任教，他带来了“老交大”的光荣传统，这就是十分重视夯实基础理论，重视理论应用于实际。1929年， 当他去交大物理系工作时，该系成立还不到一年。校长蔡元培，倡导的学术思想是“凡治哲学，文学及应用科学者，都要从纯科学入手，治纯粹科学者，都要从数学 入手。”时任物理系系主任的裘维裕教授本人也是学电机出身，曾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（MIT),推行“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相互提携”的MIT教学模式，强 调对学生科学思想的训练  。他反对原来工科院校片面强调职业训练的教学模式，重视基础理论教育和动手能力的培养，把原定只学一年的大学物理课程扩展为4学期的物理课程（每周4节 课）和物理实验（每周2-3节课），形成了交大工科教育自己的特点：门槛高，基础厚，严要求，重实践。兼任物理系系主任的裘维裕教授，身体力行，亲自编写物理教材，亲自讲授物理课。同时对许先生委以重任，许先生不负众望，先后开设了理论物理 （甲），（乙）以及近代物理基础等课程。当时自然科学中有关物质结构的理论，尚在萌芽时期，微观世界的探索刚刚开始（量子力学在1928年才开始发展，中 子等微观粒子在1932年才有实验依据），因此理论内容仍以经典范围为主，主要讨论相对论，电磁理论，经典统计理论以及量子论等，着重介绍欧美各国在这些 领域发表的最新理论。许先生自编教材，每周2-3节课，在二学期内授完。这一时期的交大物理系，通过教学改革涌现出赵富鑫，许国保，任有恒等一批中青年骨 干教师，也培养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子，如钱学森，许国杰（我国运筹学奠基人），蔡建华，华中一等。在南京大学任教时的蔡建华教授，每逢来沪开会出差，常 去许先生家探望，并一再声称是许先生给了他厚实的物理基础。

严施教　严治学

　　许先生来师大物理系后，出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，他同样职无旁贷地先后开设了全部理论物理课程，编写了全部讲义及相关的教学资料。他忠于职守，讲课辅导，事必躬亲。有课时总是早早从家里赶到学校，风雨无阻，几十年如一日。1979 年，80高龄的他还被评为校的先进工作者。在谈到“老交大”从严治教，从严治学的传统时，他说：“一个工科学生，学二年物理，四个学期，每个学期100道 习题，二年总共400题，一题也不能少，教师只查阅不批改，不辅导，更没有考前辅导，二年内几十次的考试，你要混日子，难！你要不成才，也难！”1956 年，为了满足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，应教育部要求开办了全国高师系统第一个理论物理研究生班（二年制）。作为导师，许先生主讲了理论物理各门课程，并根 据自己多年教学积累，自编了全部讲义，其中《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》还得到教育部1978年教材会议推荐，在1982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他教学责 任心强。在家里，备课认真，每教一届学生都有详细的教学笔记，常教常新；进课堂，满腹经纶，谈笑风生，还不时和学生交流，引用幽默的举例比喻来讲解深奥的 理念，课堂教学充满风趣。在讨论热力学定律时，他会突然问你：“棒冰你要不要吃？冰淇淋你想不想吃？”让你轻松一下，也启发你换个角度去思考。后来，研究 生班的学员不少人成了各地高校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。

1960年许国保与进修班师生合影

立足物理　兼顾教学

　　1932年4月，第9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瑞士苏黎世举行。这是国际数学家自1897年以来，四年一度的盛会。我国第一次以学术 组织的名义选派代表参加。中国数理学会确定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参加这次大会。当时上海交大的数学系刚成立不久，系里认为这次会议十分重要，考虑到许先生 在柏林留学，离苏黎世不远，而且他数学知识渊博，曾读过Hilbert,Weyl等数学大师的很多著作，数学系的诸多名师像胡刚复，朱公谨等力推许先生作 为上海交大代表赴会。还有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留学的李达则以私人身份参会。就是在这次大会上，决定设立菲尔兹奖，并在1936年第一次颁发。许先生参加了大 会的各项活动，参加了应用数学（力学，物理）组的分组讨论。会后他将大会资料，报告提纲以及听报告的笔记全部寄回交大。还将会议概况，议程和分组讨论等情 况写成专稿发表在“交大季刊”上。这是我国最早有关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道。他与熊庆来还主动跟各国数学家广泛交流并建立学术联系，特别是有幸和大师 Hilbert作了交谈。许先生在他写的《出席万国数学学会之经过》一文中，描述：“聚万国数学家于一堂，举凡有名之专家，无不降临。在该会偶有机会一识 向所闻名而未见之数学巨子，诚属盛举。”  1933年初，许先生应邀参加教育部在南京召开的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，在会上传达了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学术信息，扩展了国内科学家的视野。

熟悉多种外语　专著译著颇丰

　　早在1955年，时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，在讨论制定12年科学规划（《1956-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纲要》） 时，就提出在我国开展可控热核反应研究的建议，后来被采纳作为国家12项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之一。1958年，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二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会 议，有关消息和资料传到国内，在前苏联专家帮助下科技界闻风而动。钱三强亲自组建从事聚变研究的研究室，进行实验装置的建设，开展实验研究。理论研究方 面，1959年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系主任胡济民教授为首的学术队伍，开始了热核聚变反应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。1959年12月，在北京由钱三强主 持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聚变研究的学术会议。在上海，1960年代初，复旦大学，华东师大，交通大学以及上海师大的部分教师组成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组。复旦大学 的卢鹤绂院士（当时称为学部委员）任组长。复旦的周同庆院士和华东师大的许国保教授都是主要成员，组员20多人，定期开展学术调研及学术报告活动。 1960年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该组编著的《等离子体物理学》。在卢鹤绂院士领导下，对等离子体理论各方面的论题，诸如反常扩散，磁流体力学不稳定 性，激波等进行了初步探讨，并在64-66年期间的《物理学报》上发表了系列论文。与此同时，这个上海小组在进行了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，将调研结果加工编 辑成一本1000多页100多万字的巨帙著作《受控热核反应》，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。主编是卢鹤绂，周同庆，许国保。这本书基本囊括了 上世纪50年代有关聚变知识，涉及聚变研究的各个方面，成为我国聚变研究初期的重要参考材料。也是在1962年，许先生又翻译了美国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 L.艾森伯特及E.维格纳合著的《原子核结构》一书，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，它比较全面深入地介绍了有关原子核的学科知识。同时，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，我们为当时的本科毕业班学生开设了提高课“原子核理论导论”。由于缺少合适的教材，分管教学的付系主任袁运开先生，会同我们一起翻译了英国著名核物理家L.R.B爱尔顿著《原子核理论导引》一书作为教材。许先生又推荐并亲自作了校审，终于赶在”文革”前夜的1965年12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许先生的譯著颇丰，除了上述书籍外，早在1950年他就翻译了《热学与声学》。1956年，他和复旦大学的周同庆教授合作，翻 译了俄文版史包尔斯基著的《原子物理学》（上），（下），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改革开放初期，虽已年近八十，他依旧提携后进，带领我系部分青年教师 翻译出版了多本国外的物理教材和教学参考书，如美国当时的革新教材《物理学》，著名物理学家伽莫夫等编写的《物理学基础与前哨》，著名大学基础物理教育家 瑞斯尼克编写的《相对论和早期量子论中的基本概念》等。

　　“文革”期间，许先生也未能幸免磨难。作为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，遭到多次批斗，但先生临危不惧，刚正不阿，当暴徒用他拄着走路的手杖 敲打他的头部，要他“交代揭发”时，他始终坚持不说假话。他又常常机智地拿自己耳聋来装糊涂保护自己。”文革”后期，随师生下厂劳动时，他被分配到一家制 作半导体元件工厂的扩散工序车间。有人向他发难说：“你既然是大学物理系的大教授，理该懂得我们这个扩散系统中的气流活动规律，那你就写写扩散方程以及它 的解是怎么样的。”许先生听了沉思片刻，就在纸上写出了这个方程及相关的解，在场的人都不由得敬佩他对物理学的通晓和惊人的记忆。

1974年许国保在下厂劳动中

　　1986年，许先生退休，终于迎来了自己宁静的晚年生活。1993年10月25日许先生病逝于上海，享年94岁。

　　我校校训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，我想正是对许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。

许国保晚年参加教研室活动后留影